专家表示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
专家表示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
日期： 2005-03-17 来源：2005年03月14日 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农村的发展建设是重中之重。3月11日 晚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
陈锡文：查遍党的历史资料，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是在十六大报告中。一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很多同志马上意识到，我们制定农村政策的实力更加雄厚了；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舞台更加宽广了，措施比以前更多了。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如果说种种不和谐的最明显之处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农村各个方面的滞后。所以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农村各个方面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和谐社会的提出，对于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我个人觉得，建立和谐社会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决定中国前途的大问题。但是，怎么以解决好“三农”问题为出发点，去认识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抓住机遇把我们解决“三农”的政策搞得更加符合实际，真正能够实现在2020年使得全国都实现小康，我想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只有那个时候真正能建立小康社会，今后才能走下去，到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柯炳生：第一，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第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
我想农民这样一个阶层，无论是在农村的农民还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弱的群体之一。受到种种不公平对待是到处可见的，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朱玉辰：从农村和城市的比较情况看，农民口袋没钱，城里人就下岗；农村的收入上不来就形成不了购买力，城里的生产、工厂的产品也卖不掉；如果农民生计得不到安排、生活没有保障，城里人也就不得安宁。所以我想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农”联系起来，不是说对我们农民、对农村要有什么恩赐，对整个国家来讲这是一种和谐的要求。
发展农村之道
陈锡文：自从十六大以来提出统筹城乡这个基本概念以后，按照这个方略，实际上党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改善农村的各方面条件、促进农村问题的更好解决。
特别是去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关于两个趋向的判断，他明确提出纵观世界各国工业化的道路，有两个是共同的。就是在工业化初期，各国都需要农业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各国又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带动农村发展，这也是一个趋势。
到了今年，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以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这样的发展时期。这些问题的提出，再加上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农业的政策得到了加强，农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比较快的解决，或者说，大家看到了解决的思路。
刘永好：我们现在农业企业的规模、竞争力都亟待提升。国家有必要建立四个绿色通道来扶持农业产业化。
第一，政策绿色通道。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产业的延续，是农业的大范畴的内容，对农产品加工这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税收的支持及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支持，国家实际上对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有了一些税收方面的支持，但是限制得太窄，不够宽，希望更宽一些，让更多的农业企业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支持，从而带动农民朋友增加收入。
第二，融资绿色通道。现在我们的银行很多，但是银行往往是“嫌贫爱富”的，而我们的农业企业，或者种粮的农民，往往都规模比较小，贷款难。靠商业银行的商业行为是不够的，希望政策性的银行给予一些支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包括农业发展银行，有些政策性的支持才能够更见效，因为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国家政策的实施。
第三，科技的绿色通道。我们农业现在落后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科技不够发达。我们的种子、农业、化肥怎么样更有竞争力，怎么样合理地使用，怎么样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这些需要一大批人才。要给农业院校跟农民的培训多一些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要对企业开办研究机构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贴息的支持。
第四，运输的绿色通道。现在农民增加收入，但是由于一些运输环节的问题使当地农产品卖不出去，实际上农民得不到好的效益。在车皮这个环节上，对大宗农副产品是否能够给予绿色通道，我觉得非常重要。
廖建成：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最近我们对农村的消费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总结为三句话：第一，消费不安全。现在我们假冒伪劣的药品案件80%以上发生在农村。第二，消费不方便。30%以上的农民认为现在购买生产资料、购买消费资料都很不方便。第三，消费不实惠，或者是消费不经济。现在我们农村的物价水平已经连续22个月高于城市。
现在我们感到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的生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市场问题、流通问题就开始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基于这个分析，商务部推出一个“万村千乡”的工程。我们定了一个三年的目标，要在县以下的农村建立和改造25万家主要的连锁经营的农家店。换句话说，要把我们城市里面的人现在过上的生活，让在农村里的农民也能享受到，或者再用一句简单的话，我们农民今后买东西也要去超市买，这样将保证我们农民消费的方便、消费的安全、消费的实惠，使这种消费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政策环境上，我们通过财政、税务的支持，银行信贷的支持，对有优势的超市企业在农村项目贴息，引导他们到农村去开店。
农村发展的问题
陈锡文：建立和谐社会，不能简单依靠工业反哺。就农村自身来说，还要进行一些思考：第一，税费改革后，符合农村特点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第二，我们的2.4亿多的农户，都被组织在70多万个村一级组织，但是这些都是过去公社遗留下来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迫切需要的组织是能够把农民带入市场的外向型经营组织；第三，我们有这么庞大的研究机构，包括院校在内，但是农村经常埋怨得不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良种、没有粮食；第四，农村发展经济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金融机构的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围绕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深化改革，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真正形成一种互动。
朱玉辰：农民增收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国家转移支付的财力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是生产资料的上涨，会吃掉一块利益；再一个，市场的价格波动，会把农民增收的一部分吃掉。现在面临的课题是，怎么才能持久地让农民增收。我想除政府支持、财政转移支付之外，更主要地应该让农民学会从市场上增收。
我们要充分认识期货市场的作用。农民有一句话，多种两亩不如会卖一亩。多种不一定增收。期货市场能够把农产品先卖出去然后再种地，这样就把价格收益全部变成经济收益。期货机制让社会游资、先富起来的人，主动掏钱给农业生产买保险，分担农民的风险。
丁学东：去年的统计数字，各级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是2626亿元，加上全社会的投入应该是1万多亿元。我们要研究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
同时，怎么样使现有的资金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因为农业资金拨款的环节比较长，中间被挪用、被挤占、被滞留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现在倾向于在更多、更大的程度上使用直接补贴。五年前，直接补贴数额在“三农”的补贴当中占3%左右，到现在比重已经占到了34%左右，上升的比重非常快，今后方向应该是能够直接补贴、应当直接补贴的补贴直接到农民手里，给农民建立一个账户或者建立一个信用卡。
韩俊：农村的重中之重应该是教育。
最近，国家统计局对西部12个省作了一个监测，初中的完成率不到60%，小学的完成率不到85%，1985年我国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然而到现在却有1.6亿农村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农村教育资金的欠缺使得农村教育问题很突出。
我们曾在一个县研究了10年，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个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自中央和省财政的资金只占0.1%，县财政的投入占到了6.3%，有34.5%是乡财政投，其余主要是农民自己掏的腰包。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农村的发展建设是重中之重。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
陈锡文：查遍党的历史资料，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是在十六大报告中。一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很多同志马上意识到，我们制定农村政策的实力更加雄厚了；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舞台更加宽广了，措施比以前更多了。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如果说种种不和谐的最明显之处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农村各个方面的滞后。所以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农村各个方面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和谐社会的提出，对于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我个人觉得，建立和谐社会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决定中国前途的大问题。但是，怎么以解决好“三农”问题为出发点，去认识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抓住机遇把我们解决“三农”的政策搞得更加符合实际，真正能够实现在2020年使得全国都实现小康，我想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只有那个时候真正能建立小康社会，今后才能走下去，到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柯炳生：第一，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第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
我想农民这样一个阶层，无论是在农村的农民还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弱的群体之一。受到种种不公平对待是到处可见的，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朱玉辰：从农村和城市的比较情况看，农民口袋没钱，城里人就下岗；农村的收入上不来就形成不了购买力，城里的生产、工厂的产品也卖不掉；如果农民生计得不到安排、生活没有保障，城里人也就不得安宁。所以我想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农”联系起来，不是说对我们农民、对农村要有什么恩赐，对整个国家来讲这是一种和谐的要求。
发展农村之道
陈锡文：自从十六大以来提出统筹城乡这个基本概念以后，按照这个方略，实际上党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改善农村的各方面条件、促进农村问题的更好解决。
特别是去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关于两个趋向的判断，他明确提出纵观世界各国工业化的道路，有两个是共同的。就是在工业化初期，各国都需要农业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各国又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带动农村发展，这也是一个趋势。
到了今年，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以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这样的发展时期。这些问题的提出，再加上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农业的政策得到了加强，农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比较快的解决，或者说，大家看到了解决的思路。
刘永好：我们现在农业企业的规模、竞争力都亟待提升。国家有必要建立四个绿色通道来扶持农业产业化。
第一，政策绿色通道。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产业的延续，是农业的大范畴的内容，对农产品加工这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税收的支持及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支持，国家实际上对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有了一些税收方面的支持，但是限制得太窄，不够宽，希望更宽一些，让更多的农业企业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支持，从而带动农民朋友增加收入。
第二，融资绿色通道。现在我们的银行很多，但是银行往往是“嫌贫爱富”的，而我们的农业企业，或者种粮的农民，往往都规模比较小，贷款难。靠商业银行的商业行为是不够的，希望政策性的银行给予一些支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包括农业发展银行，有些政策性的支持才能够更见效，因为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国家政策的实施。
第三，科技的绿色通道。我们农业现在落后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科技不够发达。我们的种子、农业、化肥怎么样更有竞争力，怎么样合理地使用，怎么样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这些需要一大批人才。要给农业院校跟农民的培训多一些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要对企业开办研究机构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贴息的支持。
第四，运输的绿色通道。现在农民增加收入，但是由于一些运输环节的问题使当地农产品卖不出去，实际上农民得不到好的效益。在车皮这个环节上，对大宗农副产品是否能够给予绿色通道，我觉得非常重要。
廖建成：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最近我们对农村的消费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总结为三句话：第一，消费不安全。现在我们假冒伪劣的药品案件80%以上发生在农村。第二，消费不方便。30%以上的农民认为现在购买生产资料、购买消费资料都很不方便。第三，消费不实惠，或者是消费不经济。现在我们农村的物价水平已经连续22个月高于城市。
现在我们感到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的生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市场问题、流通问题就开始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基于这个分析，商务部推出一个“万村千乡”的工程。我们定了一个三年的目标，要在县以下的农村建立和改造25万家主要的连锁经营的农家店。换句话说，要把我们城市里面的人现在过上的生活，让在农村里的农民也能享受到，或者再用一句简单的话，我们农民今后买东西也要去超市买，这样将保证我们农民消费的方便、消费的安全、消费的实惠，使这种消费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政策环境上，我们通过财政、税务的支持，银行信贷的支持，对有优势的超市企业在农村项目贴息，引导他们到农村去开店。
农村发展的问题
陈锡文：建立和谐社会，不能简单依靠工业反哺。就农村自身来说，还要进行一些思考：第一，税费改革后，符合农村特点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第二，我们的2.4亿多的农户，都被组织在70多万个村一级组织，但是这些都是过去公社遗留下来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迫切需要的组织是能够把农民带入市场的外向型经营组织；第三，我们有这么庞大的研究机构，包括院校在内，但是农村经常埋怨得不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良种、没有粮食；第四，农村发展经济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金融机构的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围绕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深化改革，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真正形成一种互动。
朱玉辰：农民增收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国家转移支付的财力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是生产资料的上涨，会吃掉一块利益；再一个，市场的价格波动，会把农民增收的一部分吃掉。现在面临的课题是，怎么才能持久地让农民增收。我想除政府支持、财政转移支付之外，更主要地应该让农民学会从市场上增收。
我们要充分认识期货市场的作用。农民有一句话，多种两亩不如会卖一亩。多种不一定增收。期货市场能够把农产品先卖出去然后再种地，这样就把价格收益全部变成经济收益。期货机制让社会游资、先富起来的人，主动掏钱给农业生产买保险，分担农民的风险。
丁学东：去年的统计数字，各级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是2626亿元，加上全社会的投入应该是1万多亿元。我们要研究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
同时，怎么样使现有的资金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因为农业资金拨款的环节比较长，中间被挪用、被挤占、被滞留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现在倾向于在更多、更大的程度上使用直接补贴。五年前，直接补贴数额在“三农”的补贴当中占3%左右，到现在比重已经占到了34%左右，上升的比重非常快，今后方向应该是能够直接补贴、应当直接补贴的补贴直接到农民手里，给农民建立一个账户或者建立一个信用卡。
韩俊：农村的重中之重应该是教育。
最近，国家统计局对西部12个省作了一个监测，初中的完成率不到60%，小学的完成率不到85%，1985年我国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然而到现在却有1.6亿农村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农村教育资金的欠缺使得农村教育问题很突出。
我们曾在一个县研究了10年，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个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自中央和省财政的资金只占0.1%，县财政的投入占到了6.3%，有34.5%是乡财政投，其余主要是农民自己掏的腰包。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