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须突破三个政策瓶颈

　　农民日益不堪重负的矛盾，过去一度成为影响湖北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乡村经济欠发展与农民增收愿望的矛盾。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农村是个经济富矿，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但在采访中，基层干部对此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依然不少，农民增收仍需继续突破政策瓶颈。　　据了解，农村税费改革及去年的粮食补贴等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发展，近十年来农村经济徘徊、农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的态势得到明显改变，去年湖北省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钟祥市长寿镇是农业部粮食生产试点乡镇之一，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７７７元，比上年增加１２６５元，增幅高达３６％。该镇党委书记石长青说，去年是风调雨顺、农民最高兴的一年。现在全镇户均一部手机、一部摩托车、一部拖拉机、一部彩电，其中去年的购买量占总量的４０％。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农村的发展尤其需要国家政策的激活，取消农业税会带来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但要更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还有不少障碍，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明显感受到政策阻力，当前政策瓶颈主要包括土地制度、农村公益事业投资主体缺位、化解乡村债务难以深入等方面：
　　一、土地制度需要继续探索，土地３０年延包政策实际是把农民捆住了，与当前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汉川市韩集乡党委书记黎国祥说，土地二轮延包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国家对土地权属不敢用大的动作改变，导致农村规模经营难以成气候。受惠农政策刺激，去年韩集乡农民大量倒流返乡，全镇原有２００多个种植面积３０亩以上的大户，现在绝大部份被瓜分了。钟祥市洋梓镇党委书记刘发品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经济形式，但发展龙头企业的初衷与基地建设的脱节现象较为严重，目前产业化最大的制约是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分散经营，统一规模、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推广都受到严重制约。农民观念很保守，没看到利益之前，很难接受。该乡２００２年开始推广抗虫棉，这种棉花品种打药少、产量高、品质也好，一亩田降十几元的成本，但花了三年时间还没有普及，而一个品种的寿命一般是３－５年，这意味着刚被推广普及的品种又面临淘汰，农业的发展始终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二、村级公益事业谁来埋单？农田小水利设施和农村道路建设是个突出问题，目前省级以上财政只对大江大河、大型泵站进行投资，对乡村的小水利基本是放弃不管，不少地方干部感叹：水库越修越漂亮，越修越牢固，但灌溉面积却越来越少。钟祥市洋梓镇是荆门市产粮第一镇，总产近２亿斤，该镇书记刘发品说，这里的文峡水库有７亿立方的库容，因年久失修、淤积严重，过去能管７万亩，现在只能管１万亩田，农民只能从堰塘抽水，生产成本高了，去年干旱严重，很多田秧都没插上。汉川市韩集乡书记黎国祥介绍说，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基本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甚至７０年代修建的，老化损坏严重，对农业的影响非常直接。如果当地降雨量达到１５０毫米以上，渍水就排不出去形成内涝，对水稻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导致减产。去年５０％的田块受渍，减产三成以上。尽管政策允许收取一点水费，但全乡每年收取的水费最多２３万元，既要解决水利站１７人的工资，又要支付泵站维修和机务人员工资，还要支付每年上１０万元的电费，简直是杯水车薪。
　　三、乡村债务化解下一步怎么办？目前，乡村债务仍是影响运转的主要矛盾，很多乡村干部一到春节、春耕时节，不是换手机号码就是不敢落家，债务纠纷时有发生。韩集乡书记黎国祥说，到初一就把手机号换了，马巷村支书已连续三年没在家过年了，严集村三年换了三３个支书。天门市皂市镇书记沈爽说，他刚到皂市上任，干部欠政府食堂师傅近１０万元，食堂师傅得了癌症，没钱治，就在办公楼搭了铺子讨债，并扬言跳楼自杀，后来通过调解，先还了几千元，并签了逐年还款协议。
　　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虽然通过多年努力债务已锁定总额比前些年大为减少，但债务化解工作越来越难以推进，冲销核减债务、结对抵债、资产变现抵债包括拍卖水库和堰塘以及延长土地、山林承包期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现在感觉山穷水尽，实在难以继续推进。
　　据了解，湖北正全面铺开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乡镇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进行人员大精减，变养人为养事，全面打破过去的旧体制，进一步理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环境。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实施到位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进一步突破瓶颈，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深入进行改革探索：
　　一、要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土地制度。钟祥市洋梓镇党委书记刘发品建议，土地制度不宜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平原地区适合搞规模、机械化就不应分田到户，反之，丘陵和山区则可以搞联产承包。汉川市新河镇党委书记刘宏才说，上世纪９０年代初１２个留美博士用六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后写出《大陆经济与台湾经济之比较》一书，里面谈到台湾工业化为什么快速发展？主要是政府收购农民的土地，然后分成大块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再将经营权卖给社会资本，以市场手段将农民“赶”出土地，但我们现在出现大量的打工人员回流，这是个倒退，把人均资源拉低了。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项继权也认为，不少人担心土地私有会导致农民丧失保障，但农民的保障不一定非要靠土地，恰恰是现在土地不能给农民保障，征地导致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因土地被征导致的上访和群众事件呈上升之势。他建议，国家应该用市场的手段，使农民从土地出让中获得应有的收益，作为他们进城寻求生存的资金；同时要大力打破城乡分治的格局，推进城市化进程，使进城农民工真正稳定下来成为城市居民。２０多年来城市化滞后造成的后果是大部分农民在城里扎不了根，所以只好退回农村。
　　二、对村级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要明确投资主体，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要想富先修路，但现有通村公路政策却造成贫富上的马太效应，应该进行调整。韩集乡书记黎国祥说，上面对通村公路的补贴政策，每修一公里沥青路补贴５万元，今年提高到７万，这个政策看上去很好，但对很多穷乡镇没有意义，不符合农村实际，因为修沥青路最低一公里需要投资１３万－１５万元，乡村两级无力解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补贴就是拿不到，结果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客观上造成两极分化扩大差距。天门皂市镇书记沈爽说，通村公路补贴政策的确不错，群众也有修路的愿望，愿意集资，但政策不允许，国家应该考虑放开政策，靠民间资本来支撑村级公益事业的发展不太现实。这些党委书记建议，对农民多予少取是对的，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自己的事允许农民自己出钱来办，当务之急要有政策，明确投资主体，如果国家为投资主体就应该尽快出台政策，如果是以农民为投资主体，就应该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国家可以考虑允许按亩收取一定的公益事业费。
　　三、债务化解可以区别情况、分类指导，能破的就破，能剥离的就剥离。当前乡村债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农民欠交税款和土地大量抛荒而形成的，汉川市韩集乡书记黎国祥说，过去农业税费每年征收的只占８０％左右，２０％靠自己想办法补窟窿，主要通过民间、信用社和基金会借贷，这已占乡村两级整个债务的４０％；钟祥市洋梓镇经过多年累积，没有收上来的农业税费已达２２００多万元。天门市皂市镇书记沈爽说，高峰期农民亩均负担３００元，农业税费一半都收不上，高利贷形成也是在这个时期，有的利息高达３０％。因为税费收不上来，但乡镇财政与县财政是必须结清的，所以乡、村两级只能借钱去贴税。为了贴税，乡村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挪用其它经费，或找亲戚朋友借，或以高利息向民间筹集，或找信用社、银行贷款，在湖北很多县市，乡村干部以个人名义为政府举债在前几年一度成为普遍现象，少则几千几万元，多则上十万近百万元。他们建议中央拿出政策，像企业不良资产剥离一样，把贴税中的银行贷款剥离掉，同时对乡镇给予补贴去偿还因贴款向个人借的款；或者对农民历欠问题“解冻”，放开政策允许地方去探索收清农民过去欠下的税费，现在完全把农民历欠冻结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不少农民很多年没交一分税费，却照样拿粮食补贴，这对其他农民很不公平，也使乡村干部的很多工作难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