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央下达大豆扩种任务,再有一个多月,扩种与稳收的答卷就将揭晓……
如何在大范围扩种时,规避价格风险,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害,为豆农兜住基本收益?这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横亘在这场“油瓶子”“肉袋子”的保卫战面前。
眼下,正值大豆夏管的最佳时机,东北大豆主产区绿意盎然,一望无际的大豆田正在结荚,一粒粒收获的希望正在生成。今年年初,中央下达大豆扩种任务,再有一个多月,扩种与稳收的答卷就将揭晓……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扩种大豆已被农业农村系统认为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
如何在大范围扩种时,规避价格风险,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害,为豆农兜住基本收益?这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横亘在这场“油瓶子”“肉袋子”的保卫战面前。
为提高农户种大豆的积极性,不少业内专家建议,要多条腿走路,完善大豆补贴和收入保险政策,支持“保险+期货”扩大试点,依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共同突破问题切口,织密豆农收益保障网。
价格风险、天气灾害、成本攀升是长期困扰豆农增收的三大难题
多年来,国产大豆遭受着价格风险、极端天气灾害和成本攀升的多重冲击,保障豆农基本收益的路走得异常艰难。
这一冲击在2015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大豆种植面积为历年最低,仅651万公顷(约合0.98亿亩)。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也是在2015年前后,我国大豆主产品成本利润率开始出现负值。事实上2015年至2019年,国产大豆价格长期在2元/斤以下运行,农民的收益出现一定亏损。
谈到近几年种植大豆的经历,黑龙江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刘春生喜忧参半。“我清楚记得2016年至2019年,常常开秤就是最高价,年年种地年年赔。直到2020年大豆价格开始一路上涨并一直保持高位波动,老百姓的种植收益才开始增加,但是增加没有那么多。这主要是因为地价也跟着一路上涨。这几年看着地租从6500元/垧一路上涨,到今年已经涨到了12000元/垧。”
近年来,我国大豆种植成本不断攀升,其中地租、农资和人工成本上涨显著,且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出口国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价格波动剧烈且未跟上成本上涨步伐,国产大豆种植收益不断下降,收益长期低于玉米等作物。
除了地租价格处于高位,农资成本也增加了不少。据黑龙江黑河市农业农村部门的专业人士介绍,目前新季大豆种植成本偏高,其中地租和钾肥成本上涨较多,当地去年大豆平均种植成本是780元/亩,今年已上涨至1000元/亩。其中,大豆种子、化肥及农药的成本由去年的180元/亩涨至200元/亩。
种植成本的增加,会挤压部分种植收益。“收入现在还不好说,至少得卖到3.22元/斤才是本钱收入,要是能多打点还好。”刘春生表示,除了地租和农资,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天气和后市价格。
比起三大主粮,大豆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的市场使国产大豆还受国际大豆价格波动影响。国际因素复杂多变,加剧了豆农收益的不确定性。
“美国、巴西等主产国的供给情况决定了全球大豆市场的基本盘,而近年极端天气、地缘冲突、能源价格、主要贸易国汇率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都将加剧国际大豆市场价格风险。”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信息分析处副处长、大豆全产业链分析预警首席分析师殷瑞锋提到,国产大豆价格主要受国内生产形势和食用市场需求特点决定,但由于体量小,其价格仍受到国际大豆市场的影响,特别是期货价格具有一定的联动性。
殷瑞锋表示,当前国内大豆主产区播种已结束,进入关键生长期,产量如何要持续关注后续的天气情况。由于今年大豆种植面积预计较上年增加2000万亩以上,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大豆产量将增加,秋季收获后集中上市,对市场价格有一定压力。
开放大豆市场后,政府与市场两股力量共同探索保障豆农基本收益路径
十多年间,为保障豆农基本收益,国家出手频繁。“然而不管是2008年至2014年施行的大豆临时收储政策、2014年至2017年执行的目标价格补贴,还是2017年以后实行的生产者补贴,都难以逆转前些年国内种豆收益下降的颓势。”殷瑞峰介绍,由于国内成本增速过快、价格风险加大,在2020年之前大豆成本利润率并没有改变一路走低的轨迹。
黑龙江黑河市农户闫雪松向记者回忆,2020年之前自己主要用些“边角料地”种大豆,亩产低,价格也低,“5年前的大豆价格仅为现在的一半,种豆真赔钱,为了养家只能靠多打零工。”
“过去大豆价格低的时候,就等着挣个补贴钱。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轮作补贴……各项补贴加起来每亩能拿300多元。”刘春生告诉记者,即使近两年国产大豆价格在新冠疫情及极端天气的大背景下出现上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但他三分之一的收入还是来自财政补贴。
今年黑龙江为完成扩种大豆1000万亩以上,预计增产26亿斤以上的目标,并相继出台文件,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明确“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200元左右”“新增耕地轮作试点每亩补贴150元”。
“我们这儿本身种大豆就是传统,加上今年的政策红利,周围的种植户普遍都扩种了。”作为当地种豆大户,刘春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扩种了1300亩,估计补贴拿的能比去年多,目前大豆长势良好。
为了帮豆农抵御灾害风险,除了直接补贴,自2007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积极探索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入。“保险有杠杆,能花小钱办大事,发挥财政资金更大的效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峭向记者举例,比起直接补贴30块钱,按照现在6%的保费,30块钱就能提供400-500元/亩的风险保障。
“大豆比较‘娇贵’,旱不得涝不得,此前一直是靠天吃饭。”几年前,刘春生就开始为种植的大豆购买保险。但是,他过去购买的大豆保险多是种植类保险,只能覆盖大豆种植的物化成本,受灾减产只能收回种子成本,对于大豆价低减收没有任何风险补偿。
事实上,光靠政府直接补贴和一般政策性保险,豆农无法抵御价格波动的风险。“之前我买的是大豆物化成本保险,保障低,一亩才保200块钱,一旦发生大的价格波动和严重灾害,那哪够啊。”言语间,刘春生透露着无奈。
为了给豆农生产成本罩上更牢固的“保护罩”,今年5月24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的通知》,决定自2022年至202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4个旗县和黑龙江省6个县,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只是这一政策才刚刚发布,具体执行还需试点地结合自身农业保险业务基础和工作实际等情况确定,在广大豆农间推广普及还尚需时日。
据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消息,2022年全省预计大豆保险承保面积4686万亩,承保覆盖率达69%以上,同比提高近3%。其中,大豆完全成本保险预计承保面积630.82万亩,保障程度由每亩200元提高到627元,提升超3倍。记者发现,由于黑龙江的试点才刚启动,本次大豆完全成本保险承保面积大约仅占该省大豆种植面积的9%,也就是说只有少数豆农能享受到这一政策。
其实在国家出手的同一时间,为保障农户收益,代表市场力量的保险和期货行业也在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案。市场的手已更深入地参与到保障豆农基本收益的行动中来。
为化解豆农种植风险,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始在黑龙江赵光农场开始探索“保险+期货”价格险试点。2016年,试点推进到了海伦市,刘春生第一次接触到“保险+期货”项目。
“我们老百姓就知道买种植保险,管价格的保险还一次没买过,心里没底。”作为海伦当地的种植大户,刘春生参与了当地农业农村局组织“保险+期货”知识普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部分,竟然获得了不小的惊喜。“当年我交了4万元保费,总赔付金额达到了23.4万元。”
更大的惊喜来自2019年。当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将“保险+期货”模式升级,兼顾目标产量和价格,并由分散试点拓展至“县域覆盖”,“试点县投保面积不低于60%”。作为试点县之一,海伦市当年的项目成为迄今面积最大、赔付额最大的大豆“保险+期货”项目。
“2019年遇到了水涝,大豆被风刮倒,减产了20%—30%。那时候保费比之前没多交多少,但最后给我赔付了89.5万元,这真的是看得见的实惠。”刘春生表示,希望未来能争取所有的耕地都参加试点。
大豆市场化程度高,各方运用期货市场转移风险的诉求不断增加
这个让刘春生们受益的“保险+期货”项目就是保险行业与期货行业携手为农民兜住基本收益的创新实践。
与其他农产品相比,大豆市场化程度高,与之配套的期货市场同样如此。大商所早在1993年就推出大豆期货合约,如今大豆期货是我国上市较早、累计成交量最大和交易最规范的品种之一,交易规模长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不过,期货市场的“热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与普通豆农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由于农户直接参与期货市场存在认知能力、准入门槛、业务操作等太多限制,期货市场直接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实践举步维艰。
“普通农民离期货远,但对保险更熟悉,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保险员。”张峭说,虽然我国农业保险事业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目前中国已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
据张峭介绍,过去保险行业也曾经历过以现货价格为理赔依据的价格险探索,但早期因现货价格采集缺乏公开透明机制,使得以现货价格作为承保理赔依据的可信度不高,制约着价格保险的发展。
转折点就发生在“保险+期货”项目横空出世后。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基于保险易于为农民理解和接受的特点,借鉴美国的经验,探索出“保险+期货”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新模式。自2016年以来,“保险+期货”已连续七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优化完善“保险+期货”模式。
因不变甚至更低的出资比例却有着更高的保障水平,“保险+期货”项目在试点地区的豆农间颇受欢迎。
“对我来说就是买了一份更‘划算’的保险。我每年出的保费并没有变化,都是12.5元/亩,区别是‘保险+期货’赔付是按照大豆期货的价格进行计算金额,去年每亩保了700多元,比过去投保的政策性保险保额高了不少。”闫雪松说,现在自己时不时也会看看期货走势,“期货价格就跟股票一样会实时起伏,我觉得理解起来并不复杂。”
其实保险公司和农户一样都害怕大豆价格下跌赔钱,也想要“保本”,有“再保险”的需求。“保险+期货”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买入看跌期权,若未来价格真的下跌,保险公司将能从期货市场获利,继而拥有更多资金来完成对收益受损农户的赔付。
“保险公司也有转移风险的需求,如果碰到农户连年收益受损,保险公司有可能因为每年赔付的金额过高而没有积极性去做保障程度更高的农业保险。”张峭介绍,“保险+期货”并非一份简单的保险,本质上是希望利用期货市场属性,开展双向交易进行风险对冲,进而为投保农户锁定利润。
据了解,“保险+期货”项目对豆农收益的保障水平最高能达到80%以上,远远超出过去政策性保险保障水平(一般大约在20%—50%)。
“如果今年大豆上市的价格还在高位,算上各种补贴,再加上‘保险+期货’的保障,预计今年大豆的收益不会差,比种玉米还要高一些。”闫雪松告诉记者,今年他也响应号召扩种了100多亩大豆。
大商所数据显示,2015年项目实施以来,截至2021年底大豆“保险+期货”试点达57个,涉及种植面积880.85万亩,农户284696户,保险理赔2.94亿元,有效保障了豆农收益。2022年,大商所继续在全国8个省区立项14个大豆“保险+期货”收入保险项目,覆盖面积204万亩,约8.5万农户受益。
这是一项包含豆农、农业保险、期货市场在内的多方获利的共赢举措。“对豆农来说,参加‘保险+期货’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保障。而对农业保险行业来说,与期货市场的结合推动了其向‘保价格、保收入’转型,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动双重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张峭向记者介绍,过去保险公司要想为豆农提供更高的收益保障的农业保险,意味着自身承担的风险将变大,而再保险、大灾风险基金、“保险+期货”等是其分散自身风险的有效办法。
“对期货市场来说,通过和保险市场密切合作,找到了一个服务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使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得以增强,也间接推动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强(大连商品交易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表示,7年的发展实践,“保险+期货”模式已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保障农民稳收增收、提升农业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试点范围难以迅速扩大,“保险+期货”遭遇项目可持续难题,保费来源是症结
即便农户反响好,“保险+期货”项目却难以在全国迅速扩大试点范围。根据调研,保费来源是症结。在充分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如何让保费更稳定和可持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参加过的都知道,‘保险+期货’既管产量又管价格,就是如果能扩大试点面积就更好了。”刘春生说,每年参加时都争取把自己种的大豆都申请上,但该项目还难以覆盖所有乡镇和农户,现在就怕没有试点。
据记者了解,前期“保险+期货”保费的五大来源分别是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市财政、大商所的项目补贴和农户出资。大商所在模式的启动和推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资金扶持的角色,大幅降低了农民的保费负担。记者发现,在早期的试点项目中,大商所补贴保费一般超过50%,三级财政接近30%,农户出资一般在10%左右。
如2020年南华期货联合阳光保险在黑龙江海伦市开展的大豆“保险+期货”项目的保费中,大商所项目补贴达到了28元/亩(占比59.57%),中央财政承担6.4元/亩(占比13.62%),省级财政补贴4元/亩(占比8.51%),县市补贴3.6元/亩(占比7.66%),农户承担5元/亩(占比10.64%)。
不过,为使项目可持续,大商所的补贴正在逐步退坡,同时近年来三级财政里中央和省级每年的补贴比例略有下调,而县市级别财政出资逐年增加,支出压力增加。以海伦的大豆“保险+期货”项目为例,其县市级别财政出资额已由2019年的367万元,增加至2021年596万元,三年间增长62%。全国范围来看,2022年,大商所立项的14个大豆项目中,交易所计划补贴比例已降至26.13%。
“总不能让农户多出钱吧,再说他们也掏不出多少钱,交易所的补贴一变少,压力就全在县市了。”阳光农险海伦支公司项目经理袁大亮介绍,若县级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参与积极性可能会下降。
“若每年保费过度依靠大商所的项目补贴,显然不可持续。”南华期货项目经理何琳表示,近年来保费多元化成了新的探索方向。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在提升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同时开展多样化模式,如引入种子公司、农资公司、银行等多渠道解决保费问题。
为提升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何琳建议,可将每年给豆农的补贴进行拆分,拿出小部分资金用于保险补贴。“如将大豆种植者补贴248元/亩划分为218元/亩的种植者补贴+30元/亩大豆价格险补贴,或是将省内总补贴资金总额拿出小部分,成立大豆价格险专项资金,通过竞标方式形成项目制,让豆农得到更实际的好处。”
这样的建议在国际上是有实例可循的。据李正强介绍,作为世界大豆第一大出口国,美国从1938年就开始了利用保险为农场主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的尝试,经过80多年的探索,目前已形成了“保费以政府补贴为主、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为保险理赔依据、保障农场主基本收入为目标”的发展格局。
“中美国情和农情不一样,美国规模化农户多,资金实力更强,风险意识更强,自缴的比例也更高,更愿意购买保险甚至有能力深度参与期货市场。”华安期货项目负责人李莉提到,7年来我国的“保险+期货”项目不断在探索更适宜“大国小农”国情之路。
“在提升农户收入保障方面,我国市场化运营的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李正强建议,未来应深入探索立足于中国农村发展实际,“以保障农民基本收入为目标、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要手段、以政府补贴为主导、以农产品期货市场为重要支撑(提供定价与理赔依据)、保险、银行和期货等多方机构密切协作、市场化运行”的发展格局。
鼓励多方参与和差异化调整,实现多条腿走路,共同织密豆农收益保障网
经过多年的试行、推广,我国的“保险+期货”模式在创新中也不断迭代。
近年来,为增加保费来源、便于贷款、解决后端售粮等目的,“保险+期货+N”的模式已经普遍运行,通过汇集产业链上下游力量,共同促进农民保收增收。
“以‘保险+期货+基差’为例,在项目运行结束后,为帮助农户解决粮食销路问题,通过固定基差,给予农户点价机会,让农户再次获得收益。”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保险+期货+基差”的形式可嵌入订单农业,以试点订单推进“专地专种”“专品专供”,推动专用大豆生产,这种“定制式”经营也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
再比如,“保险+期货+银行+担保公司”模式。一般银行信贷更关注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而农业靠天吃饭的属性让一般的农户难成为银行放贷对象。引入农业担保公司,就能让担保公司来承担农户信用风险,以此解决银行在“保险+期货”模式中的信贷顾虑。
未来,要实现“保险+期货”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还需在精细化上下功夫,打造更具差异化的产品。
我国不同区域的大豆产量、风险、成本、收入不尽相同。“当前大豆‘保险+期货’项目中主要以收入保险为主,是以当地平均的亩产×目标价格来计算保额,但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亩产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张峭表示,未来在承保前,对风险评估和费率的分区方面应更精准,以便实现最佳的收益保障效果。”
“大型合作社与普通种植户均参加同一个项目,在秋季测产过程中往往大型合作社的产量高于普通种植户很多,理赔效果也不同。”对此,何琳建议,未来可针对不同主体如农场、大型合作社、普通种植户;针对不同积温带如第三积温带、第四积温带、第五积温带等地区进行差异化调整。
此外,不同品种和品质的大豆对最终的收益也有影响。“若不分品质所有大豆采取相同的保额计算方式,那对高油、高蛋白、富硒等高品质大豆可能并不公平。”何琳介绍,目前可通过创新项目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为高品质大豆设计特殊的“保险+期货”项目方案,满足不同农户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方案。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保险+期货’是符合中国实际、市场化运行的农民收入保障模式。以‘保险+期货’模式为切入点引入粮食贸易企业、银行、保险、期货等多方协作,能真正帮助农民实现收入保障。”李正强认为,未来应鼓励金融机构、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让市场与政府力量协同联动,实现多条腿走路,共同织密豆农收益保障网。